本文摘要：一、位低轿较低曾国藩在道光年间频仍被拔擢，晋升很慢，十年之间王进十级，这是绝佳的恩遇：在升任正三品大员后，按规定，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，助轿人也要减少俩人，而且乘轿是必须配有唤官和护卫的。

一、位低轿较低曾国藩在道光年间频仍被拔擢，晋升很慢，十年之间王进十级，这是绝佳的恩遇：在升任正三品大员后，按规定，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，助轿人也要减少俩人，而且乘轿是必须配有唤官和护卫的。但令百官惊讶的是，曾国藩从升任三品官之日起，除身边被迫减少两名护卫外，轿前不仅没唤官，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，且轿呢也没替换成绿色，仍乘绿轿。

旋即，曾国藩又升任二品大员，下人就为他举荐了四名轿夫，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。按清朝官制，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坐的绿呢轿，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坐的蓝呢轿，又称八抬大轿。

但这并非硬性规定，官员如超过品级而收益不丰者，是可量力而行的；若品级约将近却乘低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，一旦被人检举，不仅要受处分，相当严重的还要被革职、充军。只不过，曾国藩早已打定主意，他明晓水满则漏、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，对于可摆可不挂的架势、可跪可不跪的大轿，不准是不挂不跪。虽然，曾国藩因乘绿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负，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上下班，都告诉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：长点眼睛，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跪的可是绿呢轿呢。曾国藩交错官场几十载，正是凭借了这种高调、稳重的力量。

二、不要钱，不怕死明清京官之厌，时人皆知。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有为45两，另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。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数过账：计京官用度，即十分勤奋，日须一金，岁有三百余金，复能只得自给自足。

填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：一是行贿外官的赠送，二是借贷。外官收入丰厚，为了建构关系网，每次赴京，都要给熟知的京官们过节，取名为冰敬、炭敬、别敬(意为夏冬卖冰买炭等费用)。

这笔赠送，较少则数十两，多则数百两。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，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，于是借债就沦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。因为人品好，曾国藩还债较为更容易。

至道光二十二年(1842)年底，曾国藩已总计借银400两。这世纪末，他在家书中多次经常出现借欠窘的字样，艰苦形状，跃然纸上。咸丰二年(1852)曾国藩墨绖(di，指服孝)从戎，创立湘军，从此开始了11年反抗太平军的戎马生涯。

晚清军队是贪腐最烈的所在。吃空额、扣住兵饷、出售兵补，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广泛的营私方式。即使廉洁之员，也可以凭拦不觉和扣建经商。

国家统计资料的军饷，是足员足月的全额。但一年当中，军队常有兵员丧生、入伍或者被出局，以新兵补足。

新旧兵员不有可能当天交会，这中间不会有遗缺。遗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，叫作截旷。

国家计饷，都按每月30天算，农历小月只有29天，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，叫作扣建。这两笔银子本不应上缴国库，但实质上谁都没缴纳。

日积月累，为数甚巨。比如李鸿章带上淮军几十年，拦不觉和扣建累积极大。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不存在直隶藩库中，作为自己的小金库，死后还存在800万两。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因此而非常丰富。

初复职之时，曾国藩回应：不要钱，不怕死。统兵之后，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，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，把自己的部分收益捐献了战区灾民，相赠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较少了。

曾国藩张承主意不多往家寄钱，不仅因为要维持廉洁之节，还因为他确认自小经过生活磨练的人更容易成大器。若有毒发财习气，则难望有方。他在家信中说道：吾不意欲多相赠银物至家，总恐老辈失之奢，后辈失之骄，并未有钱人多而子弟不骄者也。

虽然官至极品，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依然维持简朴习惯。薛福成白鱼的《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上言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：其(曾国藩)本身清俭，一如寒素。官中廉俸，尽举以充官中之用，岂置屋一廛(chn，平民住所)，增田一区。

疏食菲衣，自甘淡泊，每取食不得过四簋(guǐ，古代食具)。男女婚嫁，不得过二百金，垂为家训。有唐杨绾(wǎn)宋李沆(hng)之遗风(杨、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)。

而邻军困穷，灾民饥馑，与夫地方应办之事，则不择手段以禄俸之盈余，幸公用之不给。www.gs5000.cn这段描述，应当说道并没过分滑稽。曾国藩爱人穿著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，不爱人着绸帛。

曾国藩调任总督后，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、女儿制作。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，曾国藩夜暇公事，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。

一般来说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，决不多设。同治十一年，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，终年61岁。他生前曾留给遗嘱，后事概不收礼。

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从此项遗嘱，因为，一品大员的后事，实非巨万可以了，关系密切者，形似可以酌不受。但曾纪泽拒绝接受了此项建议。

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给的养老钱近于丰盈，然而办完后事后，早已所剩无几。三、四败藏锋曾国藩指出清廉有四大咎，即四败：昏惰任下者大败，傲狠妄为者大败，贪鄙无忌者败，重复多诈者大败。

曾国藩把这四大败写出在案头上，每天都警告自己。在另一个地方，曾国藩又说道，自古以来奸德致败者约有二端：一是刻薄，一是多言。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道：我看历代的那些值得一提的是的大官，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命的。

不管是居官四大败也好，还是二大败也好，只不过都有一个核心，这就是，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，往往是由于不告诉顾忌。曾国藩曾多次说道自己有三畏：畏天命、畏人言、畏君父。曾国藩一生，也一直是在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童年的。

道光二十五年五月，曾国藩升至了官，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，回应不但不肯高兴，反而深感战战兢兢。他说道：这次升官，觉得是出乎意料我的意料。我日夜诚惶诚恐，自我反省，觉得是无德不足以忍受。

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，一定匡正我的过错，时时寄来来认为我的严重不足，切勿使官宦累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邪恶。弟弟们也应该长存敬畏之心，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，于是就敢捉弄别人；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，于是就勇于恃才傲物。

长存敬畏之心，才是惜福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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